韦廉臣（Alexander Williamson，1829年—1890年，），苏格兰人，传教士。韦廉臣最初由伦敦会派遣来华，后担任苏格兰圣公会代理人。他创建了同文书会，并创办《万国公报》月刊（又称《时代评论》Riveiw of the Times），是近代中国传播西方学术和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机构和杂志。）韦廉臣是虔诚、勇毅的传教士，为了传道，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各省，并著有《华北、满洲及东蒙旅行记》等。在1865、1870和1881年三次到山东内地传教的路途中，韦廉臣都经过曲阜，拜访了孔府，并且和衍圣公孔祥珂、孔令贻父子结下了友谊。1865年6月份，韦廉臣从北京一路南下，在山东境内，过德州、临清、济南、泰安、东平之后，从汶上县进入济宁，再经兖州、邹县，在一天的黄昏，抵达了曲阜。
当时的曲阜比邹县城要大许多，也更繁华。韦廉臣称曲阜为“中国的麦加城”。他很有兴致地参观一下这座神圣的小城。他发现，曲阜的南城门比较特别，除了有一般的城池都有的南门之外，还有一个专门为皇帝驾临时修建的南城门，正对着孔庙，从城门到孔庙之间有一条笔直的大道相通。另一个他们惊奇的事情是，在这里生活的人中，十个有八个是孔子的后裔，他们的长相、体型都和雕刻在一块石碑上的、被认为是几千年前的孔子画像十分相似。第二天一早，韦廉臣一行出发去参观孔庙。看门人用一把银色的钥匙打开孔庙大门。韦廉臣觉得这个看门人就像孟庙的看门人一样亲切。韦廉臣在自己的游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孔庙中的所见所闻：“从进到孔庙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就被好奇占满了。左手有一棵柏树，据说是孔子亲手种下的，它那粗糙的树干在诉说着久远的历史沧桑。离这里不远，就是他教导众弟子的地方——杏坛。杏坛的亭子内有许多石碑，其中有一首是他自己写的诗。前方矗立着一座闻名全中国的殿堂——大成殿，这是一栋宽阔的两层建筑。廊柱高22英尺，直径约2英尺，巨龙盘绕在石柱上，宛如从天而降。经过仔细观察，我才发现石柱、巨龙和其他的装饰都是一块大理石雕刻而成，浑然一体。大殿的琉璃瓦是金色的，就像北京皇宫里的建筑。屋檐下罩着金属的丝网，防止鸟儿在其中筑巢。孔子的雕像端坐在被帘子遮掩的华丽神龛中。他手里拿着竹片，在他那个时代，这是用来写字的。这座雕像长约18英尺，宽约6英尺，栩栩如生，看起来身强力壮，脸色红润。他眼睛向上凝视，仿佛在思考什么。他看起来比孟子的雕像更严肃，但缺少孟子那种执着、耿直的神态。东边是他最喜爱的门徒的雕像，而孟子的像被放置在了西侧，我认为这对孟子很不公平。屋顶上挂满了纪念这位圣人的牌匾，每一个牌匾都在不吝美词，赞誉孔子。有的说他与天地平等（“与天地参”），有的说他超越神明（“圣神天纵”）。在他和弟子的塑像前，都有华美的香炉，一边还摆着几件有趣的文物，例如商代的青铜花瓶，周代的青铜象，以及一张同时期的深红色木头桌子。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它们如所宣扬的那样古老，毫无疑问，它们的年代非常久远。它们的外形就足以说明，在古代，这个国家的艺术形式和雕刻已经非常精美。在西侧有两座建筑，前面那座用来纪念孔子的父亲，后面那座用来纪念他的母亲。东边的祖庙里有一块巨大的石碑，刻着孔子的家族谱系。还有一口井，据说是圣人喝水的地方，我叫人打了一桶水，尝了尝，甜丝丝的，味道很好。在纪念他妻子的庙里，有石刻的孔子圣迹图，大部分都保存完好。从这些石刻中，人们能清楚地了解古代的服饰、家具、马车和房屋的样式。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些碑刻的拓片，这是最有趣的东西。”在金丝堂，韦廉臣听了“鲁壁藏书”的故事。但是他可能把“金丝”误听成了“精神”，所以在自己的书中，他把“金丝堂”翻译成“spirit tower”——精神之塔。不过，金丝堂本就是为纪念“鲁壁藏书”而建，鲁壁内所藏的儒学经典也是国人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“精神之塔”的翻译也可能是一种意领神会吧。在卖掉所有的传教书，动身去泗水县之前，韦廉臣去了一趟孔林，还请了一个当地人当向导。在孔林中，韦廉臣对子贡手植楷和孔伋墓格外关注，因为他读过子贡庐墓六年的故事，也读过孔子和孔伋的故事：“孔子闲居，喟然而叹。子思再拜，请曰：‘意子孙不修，将忝祖乎？羡尧舜之道，恨不及乎？’夫子曰：‘尔孺子安知吾志。’子思对曰：‘伋于进膳，闻夫子之教；其父忻薪，其子弗克负荷，是谓不孝。伋每思之，所以大恐而不懈也。’夫子忻然笑曰：‘然乎？吾无忧矣！世不废业，其克昌乎！’”孔林里寂静、庄严、井然有序。当时谣言满天飞，说它已经被捻军摧毁。韦廉臣听向导说，捻军确实攻进了曲阜县城，有人质问他们，是否想要摧毁孔庙。捻军头领否认了这个想法，但宣称要杀死不公正的官吏。当得知曲阜县令是孔氏家族的一员时，他们就离开了这座城市。当时，许多住在附近的乡民都聚集在墓地里，想借助墓地的神圣以及墓地周围的围墙来保护自己。那些嗜血的叛乱者就袭击了这些乡民，杀害了许多人。出了孔林，韦廉臣他们遇到了一户人家的葬礼，葬礼办得很简陋。韦廉臣认为，这标明在孔子数量庞大的后裔中，大部分人过得并不富裕。快到县城北门时，韦廉臣犹豫再三，没有去颜庙，而是去了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周公庙。韦廉臣认为，周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，即使是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清帝国，他的影响力依旧宏大而深远。而且，他还是孔子为后世标立的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榜样。韦廉臣怀揣着极大的兴致，要看看祭祀这样一个人的庙宇究竟是什么样子。远远望去，周公庙在古老的苍松翠柏的掩映下，神道的左右两边树立着一幢幢颂扬周公功德的碑刻。走进庙门，抬头就可以看到周公的塑像，高大、宽厚，让韦廉臣想起了新教的先驱binney。周公庙东边不远处是少昊陵。韦廉臣对少昊陵金字塔式的建筑样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虽然它的规模远远不能与埃及的金字塔相比，但是，在中国竟然有金字塔式的建筑—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想要破解的秘密。韦廉臣没有费心思去解开这个秘密，他离开曲阜，前往泗水。韦廉臣的第一次曲阜之旅虽行色匆匆，但收获颇多，因为他的传教活动受到很多人的欢迎，人们买下了很多传教的书籍。1870年，韦廉臣第二次到了曲阜，可惜的是，他的游记对这次行程语焉不详，只说到他曾和当时的衍圣公孔祥珂有过谈话。1881年夏天，韦廉臣和夫人从烟台出发，到山东内地传教。他们经过烟台、青州、潍坊、泰安，前往曲阜。韦廉臣夫人对自己的曲阜之行有些担心，她不能确定，在这个男尊女卑盛行的国度里，孔圣人的后代是否会容许一个外国女人去拜谒孔圣人的墓地和庙堂。在一个炎热的下午，韦廉臣和他的夫人抵达了曲阜，他们刚刚在曲阜城南一处简陋的旅馆住下，还没来得及卸下行李，接到消息的孔府就已经派了两个管家找到他们。韦廉臣按照中国的习俗，写了自己的名帖交给管家回去复命。过了半个小时，两个管家又回到了小旅馆，带回来衍圣公孔令贻的一封信，还有四个仆人抬着的丰盛食物。在信中，孔令贻先是对韦廉臣再次来到曲阜表示诚挚的欢迎，说他依然非常清楚地记得初次与韦廉臣见面的情景，非常希望能与他再次见面。可是非常不巧的是，他的母亲，孔府的老夫人现在生命垂危，很可能不久之后就会驾鹤西归。现在孔府上下都沉浸在悲痛和忙乱之中，已经在着手准备老夫人的身后事了。所以，衍圣公本人不能亲自接待尊贵的客人。但是，他安排了人在孔庙的“讲书堂”等待客人的光临。知道韦廉臣的夫人一道随行，衍圣公还特意安排了几名女眷陪同。韦廉臣和夫人接受了孔府主人的盛意邀请，约定在第二天早晨前往“讲书堂”拜访。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，韦廉臣和夫人决定到街上走走逛逛。他们遇到了一位个子高大、相貌英俊，大概30几岁年纪的男子。男子看上去彬彬有礼、谦和宽厚，一看就是生长在非常有教养的书香门第。他很乐意与韦廉臣交谈。谈及孔子学说，他说家族多少年来一直秉承着“诗书传家”的家风，但他这一辈已经大不如前，很少人热衷研究学问了。男子还热情地邀请两位外国人到自家做客，喊了两个儿子和妻子出来跟客人见面。韦廉臣夫人从随身的提包里拿了一些外国货送给他们。一家人都非常高兴，妻子对其中的一轴白线格外喜欢，拿在手里端详了很久。她悄悄告诉慷慨大方的传教士夫人，可以用这线来给她的丈夫做黑丝绒鞋面的布鞋，能用上好几年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韦廉臣夫妻如约前往孔庙拜访。一进孔庙，就看到大门的西面、大殿的屋檐下面，站立着一群贵妇人和她们的随从。其中两人是衍圣公安排的孔府女眷，她们的任务是陪同传教士夫人参观孔庙。传教士夫人虽然没有弄清楚几位孔府女眷的具体身份，却和她们聊得十分投机。孔府的女人们问了很多关于英国的问题，她们尤其好奇维多利亚女王的脚有多大。当被告知维多利亚女王的脚应该和清廷皇后的脚一样大时，她们都惊呼起来：“天哪！皇后陛下可是大脚，因为她是满族人。”传教士夫人听女眷们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“鲁壁藏书”。有位年龄稍小一点的孔府女眷还弹起一件类似竖琴的乐器，随着音乐节奏唱了一首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的《茉莉花》。临近中午时，他们走到了“讲书堂”。孔府的人遵照衍圣公的吩咐，在那里安排了一桌精美可口的小吃作为待客的午餐。有清香的茶水，各色点心、水果。一些香甜精美的点心外面包裹着一层酥皮。在每一种点心上都有一个“孔”字的朱砂印戳。简单用过午餐，孔府女眷又陪着韦廉臣夫妇参观了供奉孔子父母的启圣王殿，还有祭祀孔子夫人亓官氏的寝殿。因传教士夫妇还要去瞻仰孔林，两边不得不依依惜别。她们对传教士夫人说，如果老夫人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她们一定请传教士夫人到府中做客，好让阖府的女眷们都见见她，听她讲讲外国的事情。在一位孔府家仆的陪同下，韦廉臣夫妇去了孔林。当天晚上，衍圣公又派人送给韦廉臣夫妇许多点心和水果，以便他们路途上食用。在同时送到的一封信中，衍圣公说老夫人的病情已经无力回天，恐怕很难熬到明天早晨了。所以，他不能亲自为远来的贵客送行。
